思想者 思想着——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石良平教授

2019-09-25    商学院资讯

  序言:

  最近不断遇到商学院的MBA、EMBA校友,当他们说到当年的老师的名字的时候,我一样感到十分的亲切。今天上午,在RIFO集团,在和Kathy的沟通中,惊喜地得知,她原来是石良平教授的学生。石良平,1955年出生于上海市,于2005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我曾于2006年6月前往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采访时任石良平院长。一起来重温一下石院长的访谈……
 

    石良平,1955年4月出生于上海市。1971年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赴上海市星火农场务农,曾任“五七”连队副连长和党校副校长。后考入上海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上海市统计局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院长,现为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   

    主要社会兼职有: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统计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联常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出版的专著和教科书十余本,主要有:《中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国经济波动与监测预警》、《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管理经济学与公司治理》等。在《经济研究》、《统计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获宝钢教育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中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等。

  

思想者思想着

  不是所有的思想者都思索着繁复深奥的宏大选题
  社会学家的思索充满了悲天悯人的现实关怀;
  哲学家的思索充满了理性和感性的交织;
  文学家的思索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人文批判;
  政治家的思索充满了平衡和制约的关系选择。
  那么经济学家呢?
  经济学家的思索总是处在入世与旁观的张力之中;
  是社会边界的守望者,是国家经济的积累者,是大众财富的创造者;
  石良平就是这样的一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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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思想者?也许因为受到罗丹思想者雕塑的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思想者都是一幅沉思的神情,一副凝重的样子。

  和石良平交谈,任何生涩难懂的经济问题他总是那样温和的道来,如行云流水。没有特别的沉思或者偶然的情绪爆发。但是在他朴实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深刻和启迪。能看到他的眼神里隐约的深邃。

  于是,我知道了,一幅沉思的神情,一副凝重的样子,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者的沉思和凝重,体现在他们的骨子里,表现在他们的眼神中,是富有灵气的深邃和远虑。

  如果思想是思想者的自传,那么思想者的人生经历往往是他人了解其思想的钥匙。

  我一直相信,任何人思想的形成,与其童年时期所给予的培养是分不开的,这种培养有经意或者不经意的成份,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却意义深远。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石良平很感念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他一生中最尊重的人。

  就在石良平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四清运动正演进的如火如荼。在那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年代,绝大多数积累着人类知识的书本被认为是毒草而查封。而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有一天父亲给了识字还不多的石良平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另一本是古文和白话相间的《说岳全传》,我能想象那时候只读到三年级的石良平吃惊茫然的表情。

  父亲接下来的话却让石良平如有所悟,“父亲那时候坐在我的对面,表情严肃而且郑重,”他说,哲学对一个人一生很受用,能教你一种思维方法。第二句话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作为中国人必须要懂,岳飞的精神对你也没有什么坏处。第三句话,如果你看不懂,可以来问我。石良平似懂非懂地点头。

  这段经历,有点像乱世中退隐山林的武林高手向关门弟子传授武功秘籍,石良平后来的人生轨迹,印证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深谋远虑。

  “我估计我先喜欢上政治学,后来喜欢上经济学与父亲对我这方面的启蒙有关。有意思的是,我父亲却是学理工科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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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亲的教导下,石良平养成了看书的习惯。

  虽然书中的思想有时候石良平并不是很理解,但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一边看书一边啃着馒头,寂静的小屋里的石良平和不远的一条街上的高音喇叭、红旗、疯狂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石良平从小学到了中学毕业。

  一个人长时间的和书卷交流,可以使他的精神变得强大,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理想主义者和具有批判性,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深层次的思索,这样的人,冷峻沉静的表面下是火热沸腾的精神世界。

  1971年,16岁的石良平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农村下乡锻炼。临走之前,一向不怎么和他交流的父亲又一次把他叫到身边,父亲这时候的眼里少了平日的严厉,多了一些慈爱。

  “父亲对我说,你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可能也就不回来了,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不会很多,有三句话你要记住,第一句话,不管你一天多忙,必须静下心来看1000字以上的文字(在那个没有书可看的年代,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第二句话,任何情况下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要说假话;第三句话,再漂亮的女人不要多看第二眼。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隐隐含着泪花,石良平这才明白平时严厉的父亲内心的柔情。许多年以后,他才明白,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早已在为他设计人生了。

  父亲给了儿子一个寓言式的告诫。

  “父亲其实在指导我怎么做人,叫我怎样远离诱惑”。

  是啊,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他不出声,不张扬,埋的很深。

  星火农场,这个名字也带有燎原之势的农场,成了石良平接受农村再教育的学校。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那时候的石良平热血沸腾,疯狂的崇拜领袖,“人生自信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文明精神,野蛮体魄”,这些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语言成了他们人生的信条。

  “我们曾经迎着暴风雨奔跑,冬天拿雪擦身,夏天在烈日下暴晒,以锻炼自己抵御恶劣自然环境的体魄,而晚上我们则拼命读书,吸收人类智慧的养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魔鬼训练。”

  说这些的时候石良平一向严肃的面庞上浮现了笑意,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除了对自己身体的艰苦磨砺,在农场的7年光阴中,石良平几乎阅读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当时允许阅读的书籍实在太少了,最容易收集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因而这些书籍也成为我阅读得最多的书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等,凡当时出版的马恩著作、列宁著作的单行本都被石良平一网打尽。这些书籍,犹如文化沙漠里的一眼清泉,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成了日后他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的奠基。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石良平是多么的特立独行,他的这种特立独行是思想上的天马行空。我相信,无论那个时代的天空多么灰暗、单调和压抑,但对石良平而言,整个世界仍然是厚厚云层之上的阳光灿烂、云蒸霞蔚、辽阔无垠,他的世界,孤独而精彩。

  是啊,对于不同的人,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精神贫乏者的眼里,世界也是贫乏的;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他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里!

  “阅读,可能是我那时候对现实的一种反抗,那时候,直觉让我知道这个社会出了问题,但是一切又都表现得那样顺理成章,可以说,那时候我们都很迷惘。”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一个寻求信仰而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会转而寻求智慧的救助,于是成为智者。而这种来自于书本的智慧,促成了他人文观和思想观的形成。

  “在农村7年,我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看书,看到凌晨两点,基本上天天如此”。

  那2年给石良平最大的感触就是什么叫农村,什么叫农业,什么叫生产,什么叫组织。

  在国营农场这个相对“安静”的世界里,石良平完成了初期的社会实践和粗浅的经济知识的积累。

  而农场生活的艰苦实践,以及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成了他日后关注大众经济的起源。

  在石良平18岁的时候,作为技术能手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红又专的他被提拔为“五七”连队副连长,后又被认为具有“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被调任党校副校长,那时他只有21岁。

  1977年,石良平22岁。那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许多人的人生因此转型。

  或许人生之路就是由一系列的转型组成的,宽阔笔直的人生大道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人生之路就是一个迷宫,每次的转向或者迂回,都是向目标的进发。

  就在这一年,22岁年轻的星火农场党校的副校长选择了考大学。“擅长并不表示喜欢,仅仅只是表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石良平回答我为什么放弃仕途发展时这样说。

  直觉告诉我,仕途不是石良平追求的目标,政治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精神寻求的是一种安静,一种境界。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了石良平大半生,而且越来越明晰。

  石良平就读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又没有读高中,我们的数学功底是很差的,能跟上统计学知识的学习进程,还得益于父亲给我在数学上的恶补,他数学功底非常好。”

  父亲又一次在石良平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作用,这让我们感叹。

  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石良平又重温了以前的经济学书籍,如果说在农村的几年是一种无意识的阅读,那么,重温名著是使他走上经济学家之路的真正开始。

  与所学专业相一致,石良平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上海市统计局。当时的统计局也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撤消而刚刚组建,这些青年血液的加入,使统计局青黄不接的人才窘境得以改善,很快他们便进入了角色。

  初到统计局的石良平被分配在综合平衡处从事国民收入核算工作。“我因此有幸较早的接触到国民账户的核算问题”,之所以说是有幸,是因为由此他参加了第一个联合国对我国GDP估算小组,接受了联合国组织的专门培训,并作为上海的代表负责上海的GDP估算工作。

  “历经两年多,我们对中国GDP的数据进行了初步估算,并对1952年以来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推算,构建起了中国GDP的基本架构。”

  也正因此,石良平被称誉为上海GDP核算的第一人和奠基人。

  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选择一个统计指标对一个地区进行考核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能够提出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是需要勇气的。也因为有了GDP,服务业价值才开始被承认。

  “中国的GDP,是开放催生的。”石良平说。

  建国以后,我们的国民收入核算,长期沿用前苏联为首的计划经济国家所推行的MPS体系(物质生产平衡表体系)。它与西方国家沿用的SNA体系(国民账户体系)在核算理念、核算范围、核算方法、核算结果上有很大差异。这种状况造成我们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的商业贷款也日益增加。由于这些机构按照人均GDP的差异对不同国家实施差别利率,因此必须得到我国的人均GDP数据。但当时我国并不统计,因此就由联合国的专门人员对我国的经济总量进行估算,并依据这些估算确定对我国的贷款利率以及上缴联合国会费的水平。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国家统计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对我国的GDP进行估算。

  “一切工作都是悄悄进行的,对外公布的经济总量指标依然是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石良平回忆,GDP指标真正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84年。

  “GDP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上,还需要提到1984年上海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讨论”,石良平说,“这一年,国务院调查组到上海,对上海第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进行审议。为此,上海组织了一次全市范围内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就在这次大讨论中,以及在后来国务院批转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工农业总产值,建立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恢复上海中心城市多功能的本来面目。GDP的概念于是开始出现在大众媒体上。这一指标正式纳入我国官方统计体系,标志着我国的核算体系开始与国际接轨。

  考核指标以GDP为核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GDP中包含了服务业价值,以这一指标为核心,我国第一次将服务业发展战略提上议事日程。

  而这一切,与石良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也奠定了石良平在我国GDP核算中的地位。

  经过这样一段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后,石良平回到他的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读硕士是因为从日本回来以后他看到自己在财会方面的不足,而读博士是因为他想在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这时候,他已经对行政事务有了一些厌倦。

  那几年,统计学界和经济学界屡屡有了石良平的声音。“我做过很多研究,特别是对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由于我擅长数量分析,因此很受欢迎。当时我是比较活跃的。”

  2001年,一场关于对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又一次把石良平推到了风云骤起的前沿,此时,石良平离开上海市统计局已经整整10年了。这一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两篇有关质疑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出了什么问题?》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文章结论是中国GDP被高估了。罗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进行大肆炒作,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出于愤怒之情,将这一切与国际上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争论的边界越来越大,而身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的石良平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2002年,当这场争论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石良平发表了“中国的GDP数据是真实的”的署名文章,文章发表后,即刻被英文杂志《Peijing review》全文转载,文论的客观和观点鲜明让罗斯基大为震惊,来信承认自己的结论过于简单和武断。

  一场过度升级的争论由此平息。

  没有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没有对问题的广泛研究,没有对理论的准确把握,没有对实践的高度总结,这场争论还会继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石良平的勇于担当。

  但是罗斯基回信中的话让他又陷入了深深地思索。“他对中国统计数据之间如此矛盾、如此不能衔接感到不可思议,而用这些数据得到的结论去进行重大决策是要出大问题的”。

  “罗斯基的信对我也是一种震撼,一国的统计水平实际上体现了一国的文明水平,要解决罗斯基对我国统计数据的批评必须以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健全我国的法制环境和诚信体系为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要改变统计数据上的困惑是十分困难的。”

  说这些时,石良平表现出了少有的忧心忡忡。因为数据失实的事情还在中国继续上演。而要改变这些仅仅靠一个经济学家的呼吁是不够的。

  然而,思想者的声音可能不合时宜,但不会沉默。

  1990年,是石良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人生的转向。因为为了上级一个过分的决定而不说假话,为了一个自己尊重的上司而仗义执言,1985年升为副处长,并已被内定为上海统计局第三梯队的他被从单子上抹掉。

  重提那段历史,我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但是让我说假话,我一辈子都不会舒服的,我为什么要改变自己?”

  诚然,真正的思想者是不会计较社会对他们的恩恩怨怨的,他们只认准一条——规律,他们只认准一点——真理。

  石良平已经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在政府部门继续干下去,他选择了离开统计局,到哪儿去呢,他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我想什么样的职业是能够让我又能讲实话,又能不受这种窝囊气呢?回高校,做老师去。”

  而在这期间,得知石良平想离开统计局的消息,众多家企业出面邀请他加盟,有的外资企业甚至给出了当时被认为是天价的酬劳。

  石良平征求了他的导师的意见,导师把他所面临的选择总结为三条道路,“第一条红色大道,继续留在政府部门工作,你出道早,年轻且有丰富的经验,外界对你也很认可,挫折只是暂时的,你忍一忍前途还是很好的;第二条道路,可称为是金色大道,下海办企业,或去外资企业工作,多增加一些物质财富;第三条可称为黑色道路,那就是去学校,那时的学校无钱、无权、无势,看不到前途。”

  但是,倔强的石良平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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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内心渴望自由,渴望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行政工作和企业杂务都会让我的情绪变得浮躁,思想变得麻木,这些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有的人喜爱干实务,有的人喜爱思考,我不过是选择了思考而已,这样对于我更有意义。”

  思想者,是那些把生命意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们把精神生活看作是人生唯一永恒的价值,并据此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总是不断的叩问自己的灵魂,并审视和关怀着自身的处境。他们可以放弃世俗的诱惑,却决不放弃精神的追求。

  好一个可爱可敬的石良平。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他开始思索政府部门如何运作才能不犯决策上的错误,所以来到华东理工大学的石良平开始把研究方向锁定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

  “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比一个企业的战略失误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如果政策上我们能预测到一些风险,会对整个国家经济有好处,而且中国正处在转型期,需要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理论,还需要更多的碰撞才能把整个思维方式扭转过来,所以我到学校以后,基本上在做宏观政策、收入分配、经济波动、预警系统这方面的研究。”

  从进入高校后的短短几年间,石良平收获了在学术界应该有的大部分荣誉,副教授、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宝钢教育奖、上海市育才奖,并且主持一些国家级研究项目。

  2000年以后,石良平的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企业上,开始专注于企业战略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这也是石良平开始关注大众经济的开始。

  2002年,石良平的研究开始从宏观中拔身出来,把眼光投向更微观的市场,“可能是大众经济更值得研究,老百姓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就是我们学者必须进行研究的最好案例。而经济学家整天坐在书斋中钻研那些所谓的‘牛角尖’式的‘高深理论’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我认为,石良平的眼光向下,实质上是从一个经济学者到一个经济学家的升华。

  从这一年开始,上海乃至全国的报刊上开始有了石良平的林林总总的经济思索,而在有石良平参加的解放日报组织的经济学沙龙“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上,当时主要探讨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不少观点被各级决策机构所吸纳。

  这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这段时光用石良平的话总结为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在这之前,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感兴趣的非学术活动方面,比如说研究一下桥牌,打一场网球,整理一下自己的邮册或者唱片等等。

  卓越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当他即将入党的时候说“在我将要经历的生活中,我将始终拒绝在生活和人之间放一册《资本论》。”在这位真正的作家心目中,一切神圣的经典,都不能阻止和妨碍他成为人和过上人的生活。

  而石良平在他的生活和人之间放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这并没有阻碍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反,他的天才的原创力冲破了僵化的桎梏而化为精彩的精神大建筑。

  2005年4月,在他50周岁生日那天,石良平出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

  “我其实很厌倦纯粹的行政工作,这次之所以在离开行政职位15年后再次答应当商学院院长,是因为我们学院发展比较缓慢,发展思路不清,科研能力较差,优秀教师不易聚集,这是历史给我的一个担子,我必须把它挑起来。我在这个学院已经15年了,学院发展不顺,我在这里也很难受,因此我有责任把商学院带起来,能带到什么程度只能看我自己的能力了。”

  有人说过,先驱者的卓越品格就在于,明知人生是如此一幕无可逃遁的悲剧,但还是要去完成该做的事。一个健全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应该脱离实际和逃避现实的,因而终归面临着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的关系。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石良平选择了,他也放弃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我人生的最后会选择一个比较清淡的生活,可能是因为我太向往自由了。我如果能够有机会安静下来,我的愿望是好好写一本我认为可以留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把思想留下来,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我认为这是最崇高的。”石良平说。

  对于石良平来说,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一种独语,一种解脱;

  一种体验,一种拒绝,一种排斥;

  一种不顺从驾驭与支配的反叛;

  一种不理会权力控制与官僚姿态的尊严;

  一种不在乎升沉荣枯的孤绝;

  而且还是一种能够管好自己、可对自己发出责任命令的自觉。

  这就是思想着的石良平。


本文节选自商学院资讯编辑部于2010年编辑出版的《中国著名商学院院长访谈录》(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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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歌简介:商学院资讯网站主编,B-SCHOOL TIMES杂志主编。曾担任《中国企业报》商学院资讯周刊主编,组织出版的书籍有:《中国著名商学院院长访谈录》、《纵观商学院》、《中国最具价值商学院》、《中国最具价值MBA》、《商学院——智慧的碰撞》等书籍。主持录制过视频采访节目:《中国MBA20周年——商学院院长访谈录》;组织策划过的高峰论坛:首届中国名校EMBA校际交流峰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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